根据《明史》记载，1398年，朱元璋死后，新继位的建文帝觉得诸位皇叔的权力过重，决定采纳大臣齐秦，黄子澄的建议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井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解除了周、湘、齐、代、喉五王。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当建文帝准备肖夺燕王时，燕王朱棣便举兵反叛。初五，燕王召集将土，誓师起兵，以“清君侧”、“诛奸臣”为名，自称“奉天靖难”。“奉天”。“靖”指平息，扫平，清除。“靖难”代表平定祸乱，平息战乱，扫平奸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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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元璋分封：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因为有患于功臣在内而皇族孱弱，故而决定广建宗室，大举封建。朱元璋摆出一副天下至公的面孔来给封建定调子，他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明太祖实录》卷五一）群臣自然不敢反对，逢迎朱元璋是“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元朝的宗室分封制度，实际上是取自蒙古时期对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财产的分配。元代诸王主要是从投下封地领取赋税收入，并非单纯的裂土为王。明太祖继承元朝旧制而有所损益，明代藩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明史稿》列传三，诸王）。诸王虽分封各地，拥有爵位，但藩府之外，不领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颁给“宗禄”。除明朝初期分封的宁王、燕王、晋王拥军防边外，其余诸王只能掌握少数的护卫军。在朱元璋看来，分封皇室子孙控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使国家固若金汤，算得上长久之计了。
明太祖有子二十六人，长子朱标封皇太子。第九子朱杞及幼子朱楠早亡。其余诸皇子及侄孙一人先后封为藩王。
一三七○年分封诸皇子为王：朱樉封在西安，为秦王；朱朱棡封在太原，为晋王；朱棣封在北平，为燕王；朱橚先封吴王，后改封在开封，为周王；朱桢封在武昌，为楚王，朱榑封在青州，为齐王；朱梓封在长沙，为潭王；朱檀封在兖州，为鲁王；明太祖侄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减亲王一等，封在桂林为靖江王，共九人。受封的藩王每年得禄米万石，可在藩王府置相傅和官属，拥有护卫军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
一三七八年第二次分封诸王：朱椿封在成都，为蜀王，朱柏封在荆州为湘王，朱桂先封豫王，后改封在大同为代王，朱楧封在甘州，为肃王，朱植封在广宁，为辽王，共六人。
一三九一年第三次分封：朱栴封在宁夏，为庆王，朱权封在大宁，为宁王，朱楩封在岷州，为岷王，后改云南，朱橞封在宣府，为谷王，朱松封在开原，为韩王，朱模封在潞州，为沈王，朱楹封在平凉，为安王，朱桱封在南阳，为唐王，朱栋封在安陆，为郢王，朱檥封在洛阳，为伊王，共十人。
明初封建诸王除了内巩皇权，还要外抗北元（元朝残余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赋予了某些藩王统军之权，特别是分封在北边军事要地的诸王，皆预军务，故称“塞王”。晋王、燕王，皆受命指挥边防大军，筑城屯田，大将军冯胜及傅友德，都曾受其节制，军中大事，二王可直接奏闻。宁王受封后，也拥有军队，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其余诸王中，秦、代、肃、辽、庆、宁、谷、安等王，大体上都分布在东北、北方和西北的一条边防线上。他们中间的诸如燕王朱棣等人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得到应有的锻炼，军事指挥才能日益提高，而政治野心也随之萌发。
朱元璋虽然分封诸王，但是，对他们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他在给次子秦王的分封诏书中指出：“关内之民，自元氏失政，不胜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转输之劳，民未休息。尔之国，若宫室已完，其不急之务悉已之。”而后秦王没有能够完全达到乃父的目标，因而在死后被朱元璋责备说：“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朱元璋在万里之外对诸王的生活小节也异常关注，晋王朱棡因为责罚厨师不当，朱元璋竟然亲自写信相告：“吾帅群英平乱，不为姑息。独膳夫徐兴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尝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严父兼君王的一番关爱之情跃然纸上。所以，诸王尽管权力较大，然而对于朱元璋则敬畏有加，朱元璋作为他们的父亲和皇上也自然很难站在另外的角度来考虑诸王对于国家的某种潜在的威胁。
然而，有识之士对此却是洞若观火，明初著名能臣卓敬、叶伯巨等就先后上书指出分封的弊端所在。卓敬说：“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而叶伯巨的论证就更加理论化了。他严正的说道：“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而在上书之前，叶伯巨就料到可能会遭到不测，他慨然的对朋友说：“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他还预见封王这件事是“难见而患速。”果然，朱元璋以离间骨肉的罪名下叶伯巨于监狱，而后死于狱中，但是，叶伯巨的远见在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其实，就朱元璋自己而言，他也不是不知道分封的利弊所在，然而由于他地位的特殊，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的如何之大，直到卓敬等人一再指出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尔言是，朕虑未及此”。可是，他说归说，并没有付诸于事实和行动，由于他的拖延不觉，直接导致了诸王的尾大不掉，酿就了靖难的苦果。
2.东角门定计：
对封建诸王的感觉犹如芒刺在背的不仅仅是卓敬、叶伯巨们，还有被朱元璋称之为“仁明孝友，天下归心”的皇太孙朱允炆。朱允炆和他父亲太子朱标不同，朱标虽然也是以仁慈、宽大著称，然则按照封建的礼法，朱标是诸王的长兄，古有长兄代父一说，所以，朱标对于诸王来说也还是需要加以特别尊重的。而朱允炆身份与朱标不同，他是诸王的子侄辈，而且，因为被立为皇太孙的时间不长，威望没有得以充分树立，和皇祖的学习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施展，所以，在诸王中间特别是军功显赫的燕王等人看来其人不过是孺子而已。而朱允炆尽管年轻，却也聪明，他对诸王的看法和乃祖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作为旁观者的他，相对于朱元璋更加贴近于现实。
朱元璋祖孙之间曾经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直接反映了他们对藩王问题的真实看法。朱元璋踌躇满志的对朱允炆说：“现在，内里的跋扈的大臣也已经被我除掉，外面有藩王为你镇守四边，你以后就可以端拱而治了。”朱允炆则说：“诸王如果和朝廷一心倒也罢了，倘若诸王起兵谋反，如之奈何？”朱元璋一时语塞。朱允炆就说：“如果诸王反叛，只好请用祖制，效法汉代的做法，削藩。”朱元璋点点头说：“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朱元璋自己对这番谈话后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而朱允炆则把这次谈话作为自己今后的既定方针来看。
朱允炆同时还把自己的担忧和亲近的黄子澄说了，一次在东角门，朱允炆问黄子澄假如诸王谋乱怎么办？黄子澄信心很足，他慷慨的回答道：“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这番大道理很让朱允炆满意，而后朱允炆就是套用了黄子澄的话来回答朱元璋的，史称：东角门定计。
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黄子澄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主张未尝不是好的，可是却空泛的很。而且，胡乱套用以往的例子，不加以对实际的联系。再者，黄子澄不过是个书生，知经而不知权，知目的而不知手段。当然，关于这点建文君臣自己都是浑然不觉的。
当时，建文帝的智囊团的主要人物包括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其中只有齐泰一人知兵，史书上记载齐泰的发迹是这样的：“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而这种知兵和真正的临阵统驭将帅还有所不同。不过，因为有着朱元璋对他的一番奖掖，朱允炆就用他作兵部尚书。与黄子澄同参军国事，成为实际的宰相。而方孝孺则是名重一时的老书生和当代的大儒。蜀王朱椿对他很是敬重，而朱元璋一眼看破，他说：“今非用孝孺时。”但建文对方孝孺却是情有独衷、破格任用，每每和他谈论军国大事，更为主要的是让他出任《太祖实录》的总裁和负责国家官员的改革制度的实施。
应该说朱元璋留给建文的摊子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局面，适时，中央因为屠杀而中枢乏人，而四方的藩王因为厚养而权重。而由于朱元璋实行了多年的严猛的政治使得地主阶级不免怨声载道，特别是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严厉打击，让他们倍感不快。因而，建文甫一即位，立刻宣布政治上的改良。他在诏书中称：“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对于过重的赋税，建文也许诺给予减免。朱元璋死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当年七月间建文帝就下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国榷》卷十一）。此后，建文元年二月，又诏均江浙田赋。太祖时江浙赋税独重，悉与减免，每亩纳税不过一斗。同时废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等地人不准在户部任职的规定，仍得在户部为官（朱元璋认为这几个地方的人很奸诈，不适合在管理财政的重要部门任职。）。
除此之外，建文君臣开始对官制也做了一定的修改，建文责成方孝孺总其事，充翰林院侍讲，参据《周礼》更定官制。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陆续进行，至四月大体告竣。所谓更定官制，其实只是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并非制度上的实际改革。如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改为正一品。工部增设照磨司，兵部裁革典牧所。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员职名六部侍郎改称侍中，原通政使改称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他如太常寺卿改称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等等，大体类此。地方官制主要是改左、右布政使制，只设布政使一人。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按察司。这件事纯粹属于换汤不换药，而且书生气十足，对于建文政治的主体毫无实际用处，并从侧面也反映出建文君臣的务虚和繁琐。
然而，无论是改订官制还是削减赋税，这都不是建文君臣念兹在兹的大事，他们最关注的还是藩王的问题。建文问黄子澄：“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回答：“不敢忘”。所以，朱元璋尸骨未寒的洪武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建文帝就对那些不安分的权力极大的叔叔们动手了。
3.建文帝削藩：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慢，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这件事并且付诸于行动。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留给建文君臣，可建文帝却明诏诸王不得与丧。燕王走到淮安又折回了北平，后人以此论为可惜。实际上，建文帝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一举削夺他们的权力，然而，建文帝的本意也就是他削藩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既准备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脸面。如果采取变生左右的办法虽然避免了后来的征伐可也因此会“惊动”皇祖的陵寝，感觉对不住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和朱标父子。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明令：“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便会知道建文帝的主导思路所在了。建文帝虽然有憾于藩王的权力之于中央集权的威胁，然而，他并不想使自己复古的思想流于叶公好龙的形式，他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血腥的举措，这位年轻的皇帝的东宫生活显然是在一种宽松良好的氛围中度过的。而自然不能和北疆征战的燕王的戎马生涯相提并论。
而更为麻烦的是黄子澄和齐泰在商议具体削藩时意见时还不统一，黄子澄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虽说这个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把燕王拉下马来，然而一旦到了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齐泰主张首先擒燕，黄子澄不仅不同意还发表了上述的高论，这种打草惊蛇的做法居然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首肯。从此后的种种大政方针的取向看，虽然建文帝是齐黄并用，实际是更倾向于黄子澄的看法，毕竟是东宫的交情在那里摆着。
这时候卓敬另别有一番出奇的议论，卓敬给建文帝上奏折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卓敬论述削藩的核心在于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先以迁徙的办法消祸乱于无形，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一招。而这样做理由光明正大，即使燕王一百个理由也不会不同意，更不会拿出祖制靖难的招牌说事。可是，这么一个“天下至计”竟然得不到建文的任何响应。卓敬其人“凡天官、舆地、律历、兵刑诸家，无不博究”是一时的天下奇才，就连后来杀害他的明成祖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的事实。朱元璋生前对卓敬非常看好，可惜建文没有给予足够的任用，后人以此论之，称建文少朱棣之庙算，未及朱元璋之识人，可谓定评。
既然不愿意听从卓敬的意见，那么接下来削藩的首选的对象就是燕王同母弟周王朱橚，周王原来就有劣迹，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就准备把他发落到云南去，现在偏偏他的儿子汝南王上表告变，说他老子准备有异谋，建文帝即派遣曹国公李景隆（李文忠之子，袭父封）领兵去开封，围周王府擒捕朱橚审讯，坐实谋反罪。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帝将周王橚贬为庶人，革去王封，迁置云南蒙化。十一月，建文帝派遣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举燕王朱棣，形同监视。
周王之后，黄子澄、齐泰把矛头对准了其他诸王，先后处置了四位藩王：代王桂封藩大同，受晋王节制。削藩行动开始后以贪虐罪，削王封，贬为庶人，幽禁大同。岷王楩原封岷州，后改镇云南。因西平侯沐晟（沐英子）奏其过失，废为庶人，徒置漳州。湘王柏，封藩荆州。好读书，尤喜道家，自号紫虚子。建文帝以王府擅杀人等罪，遣使拘捕。湘王惧祸，在王府自杀。齐王榑封藩青州。曾从燕王北征，出塞作战，以军事自负。建文帝将齐王召至京师，以有人告变为由，废为庶人。这里面湘王是建文帝于燕王之下最忌讳的一个王爷。史书上说这位湘王“开景元阁，招纳俊乂，日事校仇，志在经国。喜谈兵，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是一个文武备足的人才，当时的朝廷户部侍郎郭任就公开说过：“今日储财粟，备军实，果何为者？乃北讨周，南讨湘。”可见，朝廷把周王和湘王看作是燕王的两个羽翼，必须斩之而后快。从郭任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建文帝本意就是先把燕王的两翼砍掉，再关注一下燕王的动静，如果燕王识趣的话，满可以自解兵权，仍旧享受藩王的生活待遇，倘若燕王继续顽固，那么也只有像以上那几位王爷那样，或死或贬。所以，建文帝他们不惜打草惊蛇。
也正因为基于这种考虑，在建文元年二月到四月之间，燕王朱棣曾经一度奉召入京师朝觐，而后安然返回北平，期间没有任何不利于燕王的举动发生。然而，在建文君臣的一再暗示的情况下，燕王仍旧没有丝毫的举动配合朝廷的指示，因此，建文帝在得到燕王府的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之后，毅然杀掉燕王的亲信于谅、周铎。指责燕王棣，逮捕王府官僚。而燕王朱棣呢，则伪装疯颠避祸，暗中密为筹划。
朱棣不愧是一代雄主，他装疯卖傻的本领就是战国的孙膑也不敢自承，据说朱棣“或者走呼街头，夺取市人酒食，语言颠倒，或奄卧沟渠，竟日不起。”负责监视朱棣的北平布政使张昺、谢贵等去探望朱棣时，时方六月，而燕邸内“独设一火炉，炽炭甚烈，燕王身披羔裘，兀坐炉旁”，居然同时还能瑟瑟乱抖，连呼天冷。张、谢二人与他谈话，他却东拉西扯，胡乱支应。张、谢自此相信朱棣确有病因，归语朝廷。朝廷竟然也将错就错，没有加派任何人手，仅仅以张谢二人总督其事。
可是，这一切还是没有瞒过燕王长史葛诚的眼睛，他私下和张谢二人说：“王实无病，将为变。”又密疏报于建文帝。即使是这样，建文帝得报之后也只是密令北平都指挥使司张信妥为办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看燕王的装病和佯狂背后的深机。
这样，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自西汉吴楚七国之乱以来的又一次因削藩引起的地方对抗中央的活话剧再一次的缓缓的拉开了它的序幕。
[编辑本段]经过
4.燕王大靖难：
（1）北平起兵
建文帝早在建文元年就开始布置处理朱棣的军事行动，他当时委派宋忠总边兵三万屯开平，悉简燕王府护卫壮士以从；又以都督徐凯屯临清，耿瓛屯山海关，互为犄角。北平原有永清左、右卫，宋忠调其左卫屯彰德，右卫屯顺德以备朱棣。然而，最直接对付朱棣的还是北平的三位军事特务头子－－张信、张昺、谢贵，当时一个是北平布政使，一个是都指挥使，负责北平城的军政事务，而且，他们也做了对朱棣下手的准备，史书上记载：“二人知其必有变，乃部署在城七卫及屯田军士，列九门防守，将执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计谋被张昺的部下李友直告密给朱棣，更为主要的是张信的叛变，让建文帝的瓮中捉鳖的计划完全落空，反而让朱棣着了先鞭。
张信是靖难之变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自受命监视朱棣以来，一直心惊肉跳，他母亲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具实回答，张母大惊：“不可。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在当时，由于道衍、金忠等人的暗中活动和布置，北平城内流传着这样的童谣：“莫逐燕，逐燕燕高飞，高飞上帝畿。”给朱棣制造谋反的舆论导向，而张信的母亲无疑也是谣言的听从者之一。张信本来对抓捕燕王的信心就不大，听了母亲的教诲之后，翻然改变，三次到燕王府中告变，把张昺、谢贵以及建文帝的种种布置都泄漏给朱棣，这样朱棣才决定提前动手，以张玉的主意，攻取北平九门。而这些张昺、谢贵还蒙在鼓中，更不要说宋忠、马宣等人了。
这时的北平九门都在张谢二人的掌握中，朱棣虽然多次领兵征伐，然则手中目前只有八百人可以作为依靠，可是，朱棣采取了快打慢的手段，利用张谢的麻痹和张信的告密利用宴饮的机会把张谢骗入府中，立刻捕杀，然后命令张玉、朱能攻取九门，张谢虽然控制了九门，然而这些部众其中很多人原来就是朱棣的部下，对朱棣的装疯卖傻抱有一定的同情，再者，张谢被杀，一时群龙无首，张玉就此钻了空子，除彭二等少数人做了顽强的抵抗之外，一天之内，北平九门连丢八个，最后一个，朱棣让部下唐云冒充建文帝的命令，说是天子已经答应燕王的条件了，北平统一归燕王指挥云云，将士不明就里，稀里糊涂的投降了，与此同时，朱棣还杀了燕王长史朝廷的内应葛诚、卢振等人，消除了内部隐患数日后，朱棣轻而易举的控制了北平。
和建文君臣的优柔寡断、吞吞吐吐相比，朱棣政变紧锣密鼓、步伐紧凑且干净利索，北平拿下之后，朱棣立即搬出《皇明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条款，宣布“清君侧”靖难。而这时建文君臣还不知如何措手对付这位犯上作乱的叔父，朱棣就已经攻陷通州、收服了房胜，再克蓟州，杀了指挥使马宣，斩断宋忠的左翼。等到宋忠知道消息之后，朱棣已经攻克了居庸关，这就等于把北平外围基本廓清了。
宋忠是太祖朱元璋亲自简选的将领，朱元璋说他“率直无隐”，忠心是忠心，然而计谋却不是朱棣的对手，他固守怀来，开始散布于将士中间称：“家属并为燕屠灭，盍努力复仇报国恩”，可是这一情报被朱棣侦知，朱棣就将计就计令其家人张故旗帜为前锋，呼父兄子弟相问劳，宋忠的部队立刻被瓦解了，人呼之宋忠欺我，倒戈相向，朱棣一举渡河，杀掉宋忠，山后诸州都归属朱棣，谷王朱橞坐镇宣府，闻听朱棣造反，吓得跑回了南京，把西大门径直向朱棣敞开了。
（2）奔袭大宁
建文元年八月，朝廷加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宁忠次之，率三十万众讨伐朱棣。征虏大将军是明初统军将领的最高荣誉，当年也只有徐达、冯胜、蓝玉三人得任，说明建文帝对耿炳文的重视程度，希望借助老将的威名一举击败朱棣。
然而，朱棣向来用兵诡谲，他没有等到耿炳文脚跟站稳，就立刻给南军来了个下马威。耿炳文到达真定之后，分营滹沱河南北。以都督徐凯军河间，潘忠、杨松驻鄚州，先锋九千人驻雄县。朱棣趁着南军没有防备，一战消灭了雄县的全部驻军，而后，又在月漾桥设伏，智擒潘忠、杨松，攻陷鄚州。这时，炳文的部下张保投降朱棣把南军的虚实具体相告，朱棣将计就计，“燕王纵保归，使张雄、鄚败状，谓：北军且至。”于是，耿炳文中计，真定一战，耿炳文部队“蹈藉死者不可数计”，李坚、宁忠、顾成等大将都被朱棣一次擒获，其中李坚在械送北平途中死节，顾成投降朱棣并被委为北平留守之一。
耿炳文不料朱棣这样的动作，三战三败，炳文深以为耻，讳言军报，哪知道朱棣抓住这个弱点，故意把南军大败的情况做了夸张的描述让南京的建文君臣知道，果然，建文帝走马换将，以曹国公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代耿炳文领军，付之五十万倾国之兵。李景隆，时人谓之“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在进攻北平的过程中，部将瞿能奋勇杀敌，而李景隆居然嫉妒他的功大，命令停止，以致于功败垂成。
由于朱棣看透李景隆无能为也的本质，所以，朱棣准备另外布置一番棋局给自己的势力增加砝码，那就是选择奔袭大宁这条路走。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封于此，是为宁王，宁王也是著名的塞王之一，而且在塞王中实力最为雄厚，号称是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而且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朱棣对部将说：“曩余巡塞上，见大宁诸军慓悍。吾得大宁，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另一方面，朱权本人因为在建文元年因为不配合朝廷的削藩政策，被坐削三护卫，心怀怨愤，也正是利用的好机会。于是，朱棣留世子朱高炽镇守北平，以道衍、金忠、顾成等人辅佐，授以密计对付李景隆，自己亲自简率一万精兵，于建文元年九月借江阴侯吴高攻取永平的机会，自刘家口间道趋大宁，诡言穷蹙来求救，宁王信之不疑，邀请朱棣入城，兄弟见面，自然大哭一番，诉说各自的委屈，朱棣极言自己是被逼无奈才起兵造反，实在殆非本意，宁王表示愿意上表为朱棣申辩，几天之后，宁王戒备更加松弛，朱棣就利用朱权给自己送行的机会，在城外伏下重兵，俟朱权郊迎礼毕，伏兵四起，“拥权行。三卫骁骑及诸戍卒，一呼毕集”朱棣等人拥着宁王直奔松亭关，当时，守将都指挥卜万与都督刘真、陈亨负责松亭关的防务，陈亨准备投降朱棣，可是卜万是强硬派，所以，陈亨不敢流露，事情被朱棣知晓后，模仿古人的伎俩，“行反间，贻万书，盛称万；极诋亨”，然后，厚赏所获大宁卒，令其“缄书衣中，俾密与万。故使同获卒见之，亦纵去而不与赏。不得赏者发其事。真、亨搜卒衣，得书。遂执万下狱死，籍其家。”卜万冤死，松亭关不守，大宁都指挥使朱鉴、宁王府长史石撰死节不降，然而，宁王全然没有那样的骨气，反而为朱棣在北平一心一意的起草反抗朝廷的命令，朱棣许以中分天下的诺言，宁王不信也要信了。自此，精悍骁勇的朵颜三卫均归朱棣所有，一时北军兵威大振。
此时，李景隆也学着朱棣的办法偷袭北平，正在双方纠缠不休的时候，朱棣引大宁精锐赶回，李景隆大败，逃到山东德州。建文帝听说李景隆兵败，问策于黄子澄，黄子澄说：“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暂回德州，待来春更进。”旧史书上多称黄子澄为李景隆隐瞒战败的情况，从后来黄子澄请杀李景隆之坚决，此事似乎不确。
朱棣等李景隆等龟缩德州之际，谋攻大同，他说：“攻大同，彼（李景隆）必赴救，大同苦寒，南军脆弱，且不战疲矣。”诚如所料，李景隆分军来救，自由紫荆关来援，而朱棣拖着李景隆几十万大军于冬季严寒之中奔走，“景隆兵多冻馁死者，不见敌而还。”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会同援军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总兵官平安等统军六十万布防白沟河一线，朱棣也率领十三万大军，以张玉驭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统右军，为先锋，丘福自领步骑殿后。白沟河一战，由于南军统帅多头、号令不一、指挥失措，以致于让北军得手，其间，朱棣战马三次更换，南军骁将瞿能、平安等几乎杀掉朱棣，多亏朱高煦、朱能等人救助才以得免，此役，大战良久，飞矢雨注。朱棣表现了一名统帅应有的素质，当北军艰难支撑之际，朱棣不退反进，他言道：“吾不进，敌不退，有战耳。”而南军统帅李景隆、郭英（据郭英的后人说此公乃鄱阳湖水战射死陈友谅者，朱元璋洪武功臣）胆怯不前，平安一军虽然英勇但被朱能困住，而瞿能父子均已阵亡，南军鲜有冲锋大将，这时，大风忽起，北军“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郭英溃而西，景隆溃而南，尽丧其所赐玺书斧钺，走德州。”五月，朱棣进攻德州，李景隆、郭英再逃济南，北军尾随而至，围攻济南府。
